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萊斯利·M.M.布魯姆:海明威的巴黎:他要掀起一場“文學革命”

來源:《整個巴黎屬于我》 作者:萊斯利·M.M.布魯姆 更新時間:2019/2/26 0:00:00 瀏覽:274 評論:0  [更多...]


如果說起中國讀者最熟悉的美國作家,恐怕海明威的大名是最容易被想起來的,甚至就連不讀小說的人,也知道有個叫海明威的美國硬漢,寫了一部叫《老人與海》的小說,拿了諾貝爾獎。  

在海明威的一生中,不斷有新形象找上門來:釣深海魚的硬漢、大型動物獵人、“一戰”后巴黎麗茲酒店的常客、白胡子老爹。所有這些身份,他都很享受,媒體同樣津津樂道。就書的銷量來看,海明威是美國最多才多藝的暢銷書作家,也是美國人最喜聞樂道的文娛人物,就連死后也能占據娛樂八卦頭條。  

此時,已經沒有人記得他最初的角色:沒有任何作品出版的無名小卒——海明威有過幾個從來不適合他的形象,這就是其中之一。實際上,在20世紀20年代初,海明威身無長物,渴望出名,瘋狂地想擺脫小人物的身份。  


家庭生活是成就的敵人  


文學殿堂的“看門人”們起初似乎并不買他的賬。他的短篇小說紛紛遭到了主流出版社的冷遇;寄出的稿件被拒絕,又退回到他手里,從他公寓門上的投信口塞進來。“饑腸轆轆的時候,收到退稿信是件非常難以接受的事,”后來海明威對一位朋友說,“有好幾次,我坐在那張舊木桌前,讀著那些隨信寄來的語氣冷漠的小紙條。那些小說都是我的摯愛,我曾經嘔心瀝血,信心滿滿。我就是忍不住落淚。”  

失望之時,海明威可能還意識不到,他其實算是現代文學史上一位比較幸運的作家了。冥冥之中他如有神助,他在正確的時間剛好碰上了所有正確的事:幾位孜孜不倦的導師,慷慨相助的出版社,幾任慷慨的妻子,以及一系列在他最需要的時候出現的寫作素材。最后這一條,其實是他那幫朋友難登大雅之堂的行為,很快被海明威轉化成了他的第一本長篇小說《太陽照常升起》,并在1926年出版。書中,早已存在的一系列主題——飲酒尋歡、宿醉、偷情、背叛,在一種新的面貌、更高尚的偽裝下出現:實驗文學。這些被高尚化的不良行為震動了文學界,進而定義了海明威這一整代人。  

海明威最好的推廣者就是他本人。他比自己的大多數競爭對手都更有商業頭腦,并且果斷到近乎粗暴。1921年底他來到巴黎時年僅21歲,帶著新婚妻子哈德莉。用旅法作家、海明威的好友阿奇博爾德·邁克利什的話說,那時海明威“在完全默默無聞的時候就已決意當一個非常非常偉大的作家”。海明威并不是想一炮走紅:那時他知道自己需要學習的還有很多,但是對于他想達到的成就,他有著強烈的意愿,并將自己的目標精確地執行。  

他的工作準則在巴黎遠近聞名。任何來到他常去的丁香園咖啡館,以送祝福之名在他寫作時對他“瞎咧咧”的人,都應該去見上帝。他痛斥那些裝模作樣的“作家”,他們在圓亭咖啡館(LaRotonde)之類的地方揮霍大量的時間喝酒、說閑話。海明威把寫作放在第一位,此外一切都是次要的——包括哈德莉,以及他們在巴黎之旅開始兩年后生下的年幼的兒子。海明威的另一個兒子帕特里克曾說,在父親看來,“家庭生活是成就的敵人。海明威曾說過好幾次,做個好丈夫、好父親……書評人在評論你的書時,不會(把這些)算作你的成就”。  

那時候,很多僑居巴黎的美國人在文學上都有類似的崇高抱負,但是海明威除了好運氣、工作準則和不容忽視的才華之外,還擁有另一張別人比不了的王牌:一種特別的人格魅力。他善于交際、天資聰明、外表英俊,因而成了一個社交寵兒。他喜歡固執己見,所以會把不那么堅定的人吸引到他身邊去,就像光亮吸引飛蛾一樣。不過擁有這些特質,還只能算是人見人愛,不一定稱得上有號召力。而海明威初次和人見面,就能喚起對方的盲目崇拜。在同輩人中有如此的吸引力,沒人解釋得清楚他是怎么做到的。有人認為,他的魅力可能來自他壞壞的小聰明,能放射出一圈讓人興奮的光環;也可能來自他那種能感染人的熱情——冰鎮桑賽爾白葡萄酒、英武的斗牛士,或是剛剛從塞納河里釣上來的魚,當場下鍋油炸,都可以讓他高興不已;抑或是因為他傾聽你的方式:認真、從不打岔。  

事實表明,即使是交際廣泛的文學大家,也對海明威沒有抵抗力——即使在他什么小說都還沒有發表過的時候。到巴黎幾周后,他俘獲了現代主義的兩位巨匠,格特魯德·斯泰因和埃茲拉·龐德。在眾多不遺余力幫助海明威的大師中,他們是最早伸出援手的兩個,可能再也沒有別的作家會如此受到前輩的青睞。  

“這些人初見海明威時,他們不會孤立地看待他的作品,而是同時關注作品和海明威本人。”瓦萊麗·海明威說。她是海明威晚年的助手,后來成了他的兒媳。“海明威是魅力非凡的偶像,但他不是那種賣弄魅力、無所事事的人,只有當他有目標時,他才有魅力。”  

這些名流把年輕的海明威邀請到自己家里去,把所知的一切傳授給他,把他打造成一個小有所成的現代作家的樣子,這是他夢寐以求的。他與他們一同喝茶、飲酒,自始至終用心看著、聽著。很快,在巴黎混得最好的那些美國人,作家、編輯以及文學殿堂的“看門人”,也都紛紛把手中的資源敬奉到他的腳下。他會毫不客氣地從中選取需要的,然后不作停留,繼續前行。說得委婉點兒,他總是用一些出人意料的方式報答贊助者們的慷慨。  


就讓壓力一點點積聚吧  


盡管有貴人相助,自己也在努力拼搏,但海明威就是無法取得突破。到了1923年,他快要被逼瘋了,似乎每周都會有一篇菲茨杰拉德短篇新作問世,但就是沒有人愿意發表海明威的小說。最后,巴黎幾家由美國僑民經營的小出版社出版了海明威的兩本小書,其中收錄了他的一些詩、隨筆和短篇小說。這兩本小書很好地展示了他革命性的新風格,但是并沒有為他贏得什么讀者;實際上,它們流入市面的數量,加起來也沒有超過500本。  

對于讀到這兩本書的少數人來說,它們帶來了引人入勝的一瞥,讓人可以略微猜到海明威的長篇小說會是什么樣子。對那個時代的雜志來說,發表短篇小說是重要的業務;但是只要涉及出版社,暢銷的長篇小說還是各方孜孜以求的圣杯。那些希望從長遠角度獲利的出版社,已經在私下里把海明威的未來搬上了談判桌。在20世紀20年代中期的紐約,一個美國出版商滿懷希望地在一封信里寫道:“海明威的第一本長篇小說可能將震動整個美國。”海明威是時候出一記險招了。  

“我意識到必須寫一部長篇。”海明威后來回憶說。  

坦白講,他很早之前就意識到了這一點,但話雖如此,長篇小說可不是一蹴而就的。那時,海明威至少有過三次失敗的嘗試。第一個想法剛成形就胎死腹中;第二次倒是付諸實踐了,但是稿子寫到27頁,就被他放棄;第三次嘗試看上去已經到達了相對成熟的階段,但是一次痛徹心扉的意外使他失去了這部小說,也讓他和哈德莉剛剛締結的婚姻以及誓做一個作家的意志經受了嚴峻的考驗。他還是決定繼續。《多倫多星報》的記者工作占據了他很多可以用來寫作的寶貴時間。他大膽辭掉報道工作,得到的回報便是貧窮:沒有錢買炭火,家人在室內要多穿一件毛衣保暖。他飽受文思枯竭之苦,有時候整整一上午只能在紙上擠出幾句話,同時又擔心年輕的文壇新秀會超過他。所以,每當他把自己的散文筆法打磨得更好時,他就如驚弓之鳥,生怕別人會竊走他的新風格,搶在他前面搞出點兒轟動來。  

但是海明威也不愿意揠苗助長。寫作這部長篇小說是一件瓜熟蒂落的事。“我要拖到忍無可忍時再動筆,”海明威回憶說,“當我必須要寫的時候,它就成了當務之急,沒有其他選擇。”那時在他看來,可走的路只有一條。  

“就讓壓力一點點積聚吧。”  

如果你搖晃一瓶香檳,搖得足夠猛,塞子就終將以爆炸般的力量沖出來。當各方面的壓力積聚到不能忍受的地步時,造化給了海明威一個最為幸運的突破口。這次機遇實際上是這樣的:一個放蕩、沉溺酒色的英國女貴族,前來男人圈里尋找臨時情人。當杜芙·特懷斯登夫人出現在巴黎時,一切對海明威來說都不一樣了。  

開始他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但1925年的夏天,海明威去參加潘普洛納的圣佛明奔牛節時,杜芙·特懷斯登夫人跟他一同前往。海明威熱愛西班牙,后來他說:“除了祖國之外,我愛西班牙超過了任何其他的國家。”他從西班牙文化中深受啟迪,尤其是斗牛文化:海明威曾寫到,坐在場邊看斗牛,就像見證一場戰爭一樣。他們抵達奔牛節慶典現場的時候,海明威似乎漸漸迷上了特懷斯登,但是定情并非易事,她另外兩個同行的情人讓事情更加復雜。其中一個情人,帕特·格思里,是一個永遠醉醺醺的、背了一身債的蘇格蘭人;另一個情人是位作家,哈羅德·勒布,畢業于普林斯頓大學,他背后是紐約兩個最有聲望、最有錢的猶太家族。在特懷斯登前來“攪局”之前,勒布是海明威的網球球友,也是后者最熱忱的擁護者之一。現在,他成了海明威的情敵。  

這次出行很快變成一場縱酒無度、爭風吃醋、同室操戈的鬧劇。到了節慶的最后,勒布和格思里公開地互相鄙視,海明威和勒布為了同行的“活耶洗別”,幾乎大打出手,而杜芙夫人自己呢,有一天吃午飯時人們發現,她的一只眼眶被打得烏青,額頭上也有擦傷,很可能是在某個深夜被格思里揍的。雖然特懷斯登帶來的是毆斗和不愉快的氣氛,但她仍然在整場節慶期間熠熠生輝。她成就了一場好戲。  

海明威也成就了一場好戲,不過與特懷斯登方式不同。看到特懷斯登沉溺于享樂主義的頹廢,海明威心里有什么被觸動了。他立即意識到,自己可以用這些素材寫出一個喜聞樂見的故事。當他和哈德莉離開潘普洛納,去附近各地看斗牛時,他開始把這整場歡鬧記在紙上,寫作時幾乎進入了一種恍惚的瘋狂狀態。突然,節慶期間發生的每一樁不倫勾當、每一次冒犯、每一次得不到回應的單相思,都獲得了嚴肅的文學價值。海明威夫婦不知疲倦地輾轉旅行,同時海明威文思泉涌,有一部分故事是他在巴倫西亞、馬德里和昂代伊寫成的。  

海明威最終返回巴黎,在19259月完成了小說的第一稿。很快,他把成稿命名為“太陽照常升起”,這是從《圣經》中借來的一句話。海明威知道他正握著一只燙手的山芋,而這也是他駛出文學死水的船票。  

“這真是篇不賴的小說,”他給一位編輯朋友寫信時說,并且補充道,“那些雜種評論我時不是常說‘是啊,他能寫點兒優美的小段子’嗎?讓他們看看自己是多么有眼無珠。”  

經過數年的挫敗和積累,海明威的首部長篇小說從無到有只用了短短六周。他終于加入了長篇小說俱樂部。一夜之間,很多人的財運來了。  


畢竟,他要掀起一場文學革命  


一年后《太陽照常升起》出版時,那些書中角色的原型都不相信它竟然會被當作一部虛構作品來銷售。  

開始動筆的時候,海明威沒有預先通知他的幾位人物原型,所以他們也不知道自己即將參演海明威的“文學政變”。不過,有天晚上海明威把消息透給了凱蒂·坎奈爾,后者也在毫無察覺的情況下被他寫進了小說。在巴黎,幾個同去潘普洛納的人曾經聚餐過一次,希望修補他們的友誼。節慶是兩個月之前的事,但是大家仍然記憶猶新。晚飯后,眾人一起去了附近的一家咖啡館。海明威和坎奈爾并肩走著,他突然承認了這件不可思議的事。  

“我正在寫一本書,”他告訴她,“每個人都在里面,而且我要撕了那兩個渾小子。”他說,暗指哈羅德·勒布和海明威自己的發小比爾·史密斯,這兩個人當時正在稍遠一些的地方走著。另外,海明威還向她透露:“勒布那個猶太佬是大反派。”海明威向坎奈爾保證不會把她寫進小說里,因為他覺得她是個極好的姑娘。  

“但是,他當然還是把我寫進去了。”數年后她憂傷地寫道。  

坎奈爾、勒布、杜芙·特懷斯登夫人,以及其他被海明威寫進小說里的人,對《太陽照常升起》的反應都是清一色的憤怒和失落,只是程度有所不同罷了。這本書不僅把他們從巴黎到潘普洛納的丑事暴露得淋漓盡致,還毫不避諱地把他們的私人背景直接套在書中人物身上。勒布發現自己成了討人嫌的倒霉鬼羅伯特·科恩。坎奈爾被寫成了科恩的美國女友弗朗西斯·克萊恩,一個因年華漸逝而陷入絕望的女人。特懷斯登變成了外表靚麗但內心苦悶的波萊特·阿施利夫人,小說把她永遠禁錮在了“嗜酒的女色魔”這一標簽下,而海明威后來也是這么描述特懷斯登本人的。他描繪了朋友們失敗的婚姻、大學參加的體育活動、獨特的口頭禪,還有各種不檢點的言行。  

“他的記憶滴水不漏,”海明威的兒子帕特里克說,“經歷過的事都可以立馬回想起來。這是他寶貴的天賦之一。”  

因為涉及哈羅德·勒布、唐納德·斯圖爾特、杜芙夫人和另外一些有名氣的人,《太陽照常升起》曝出了巴黎左岸咖啡館、倫敦和紐約的丑聞,使公眾嘩然。一開始,海明威的美國同胞們并沒有意識到這本書在文學上的重要性。一些人把《太陽照常升起》當作又一本逗趣的“用假名寫真事”的紀實小說(romansa?clef),這類書對于他們來說并不少見。巴黎的作家區文人們常常把酒友、情人和同僚寫進小說,暴露他們的生活,嘲笑他們;這片地方就是一間沒有隱私的玻璃房,每個人都在朝別人丟石子。  

希望討好所有人的作品,可能在任何人那里都不落好——《太陽照常升起》也冒著這樣的風險。不過海明威避開了這種情形,他那種雅俗共賞的散文風格為他守住了陣地。精英階層的批評家接受它,認為它令人信服地展現了戰后的焦慮,預示著文學新風格的到來。另一方面,正如海明威希望的,書中所有關于光鮮亮麗的上層社會、性和酒的內容,也成功地引誘了不那么精英的讀者。似乎一夜之間,海明威就從一個有潛力的新手變為一個呼風喚雨的重磅作家。  

那些充當了《太陽照常升起》角色原型的人,他們的生活被小說的成功打亂了,再也無法回歸過去。于是小說出版前的歲月“被我們中的一些人稱作‘B.S.’(指BeforeTheSunAlsoRises,在《太陽照常升起》之前)?”,凱蒂·坎奈爾回憶說。“A.S.”(指After,在《太陽照常升起》之后)紀元到來后,一些人的生活成了海明威雄心壯志的犧牲品。小說中的人物將像鬼影一般終生糾纏著坎奈爾、勒布等人。不過對海明威來說,和幾個朋友翻臉,都是成功附帶的損失,沒什么大不了。  

畢竟,他要掀起一場文學革命。革命嘛,不掉幾個腦袋那還叫什么革命。  

“誰都免不了當過人渣,”小說主人公杰克·巴恩斯評論道,“只要機會合適。”  

這在當年和今天都千真萬確。《太陽照常升起》透著小資產階級的道德,小說揭示了這樣一個世界:人們總是追求自己的歡愉,雖然他們的實際作為并不能為自己帶來多少樂子。對于一些有社交恐懼的讀者,這本書始終是滿足偷窺癖的上選。在《太陽照常升起》的世界里,穩定、忠誠、平凡,這些價值觀仿佛是來自一個清教國度的老古董,遙遠而陌生。  


選自《整個巴黎屬于我》(袁子奇 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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