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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度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石黑一雄訪談:夢的語言是一種世界性語言

來源: 作者: 更新時間:2017/10/6 0:00:00 瀏覽:18448 評論:0  [更多...]


瑞典當地時間10513點,北京時間19點,諾貝爾文學獎揭曉,日裔英國小說家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獲得2017年度諾貝爾文學獎。

 

1954118日,石黑一雄生于日本長崎,1960年隨家人移居英國,先后畢業于肯特大學和東安格利亞大學,并于1982年獲得英國國籍。1983年開始發表小說,其主要作品有《群山淡景》、《浮世畫家》和《長日將盡》等。曾獲得1989年布克獎、大英帝國勛章、法國藝術及文學騎士勛章等多個獎項,與魯西迪、奈保爾被稱為“英國文壇移民三雄”。

 

 

本文來自《巴黎評論》

中文版將于今年11月出版

本文翻譯來自網絡

 

這個以完美的英國管家口吻寫出《長日將盡》的男人非常謙恭有禮。在倫敦戈爾德斯格林他的住所門前,和我寒暄問候之后,他就立即提出為我備茶,不過從他在茶柜里選茶時的猶豫不決,可以看出他并非時常在下午四點喝阿薩姆紅茶。我第二次拜訪的時候,那個非正式的小書房里已經擺好了茶具。他開始耐心地講述起他一生中的細枝末節,對過去的自己有著一種寬容和自嘲,特別是大學時期那個彈吉它的嘻皮士,寫文章都用些空洞無物的詞匯,之間全用句號隔開。

 

石黑一雄1954年出生于日本長崎,5歲時和全家移居到英格蘭南部的小鎮吉爾福德。其后29年他都沒有回過日本。(他說,他的日語“很糟糕”。)27歲他發表了第一本長篇小說《群山淡影》(A Pale View of Hills, 1982),故事背景主要在長崎,小說獲得了一致贊譽。第二本長篇小說《浮世畫家》(An Artist of the Floating World, 1986)獲得了英國享有盛譽的惠特布萊德獎。第三本小說《長日將盡》(The Remains of the Day, 1989)則奠定了他的國際聲譽。該書英文版售出上百萬冊,并獲布克獎。

 

你是在東安吉利亞大學的那一年第一次寫日本嗎?

是的。我發現當我遠離我身邊的世界,我的想象力就變得非常活躍。當我試著開始寫一篇小說,”我走出卡姆頓地鐵站,走進麥當勞,我大學時代的朋友哈里正在那兒。”接下來我就想不出寫些什么了。而當我寫日本的時候,有些東西就被釋放出來。我在課堂上展示了一篇小說,故事背景是投放原子彈之時的長崎,是從一個年輕女性的視角來寫的。從同學那里得到的贊揚讓我信心大增。他們都說,這篇日本的東西真的太讓人激動了,你一定會獲得成功。后來我從費伯出版社收到一封信,他們接受了我的三篇小說,編入他們的介紹系列叢書,這個系列有著優秀的出版歷史。我知道湯姆·斯托帕德【1】和特德·休斯【2】就是這樣被發掘出來的。

 

就是那個時候你開始寫《群山淡影》嗎?

是的,費伯出版社的羅伯特·麥克拉姆向我預付了第一筆稿費,于是我才能完成這本書。當時我已經開始寫一篇小說,背景是康沃爾郡的一個小鎮,是關于一個帶著心理不正常的孩子的年輕女人,她的背景令人捉摸不透。我在腦子里想象這個女人會反復交替地對自己說,我要為了孩子犧牲自己,然后是,我已經愛上了這個男人,孩子就是累贅。我在與無家可歸者一起工作的時候起工作的時候碰到過很多這樣的人。可是,當我的這個日本短篇從同學那兒得到這么強烈的反響,我就回過頭去審視這個在康沃爾的故事。我意識到,如果我以日本為背景來講述這個故事,那么那些看起來狹隘微小的東西就會回響放大。

 

現在回顧你發表的第一本小說《群山淡影》,你有什么看法?

我很喜歡它,但我確實認為它太讓人難以理解。結尾像是一個謎團。我并不認為讓讀者那樣迷惑不解有什么藝術上的意義。那只是因為我缺乏經驗——對什么是顯而易見什么是微妙不言做出了錯誤的判斷。即使在當時那個結尾也讓我不太滿意。

 

你是想實現什么樣的目的呢?

比如說有一個人在和別人說起一個他們共同的朋友,他對于他的朋友在一段戀愛關系中的優柔寡斷感到生氣。他變得極為惱怒。然后你會意識到他其實是假借朋友的情況談論他自己。我認為這是一種很有意思的小說敘事方法:如果有人發現要講述自己的生活太過痛苦或是尷尬,那么就借用別人的故事來講述他自己的事。我曾和無家可歸者一起工作了很長時間,傾聽他們的故事,了解他們是如何走到如今的地步,因此我非常清楚他們并不會直截了當地講他們自己的故事。 在《群山淡影》中,敘事者是一個中年將近老年的女人,她成年的女兒自殺了。書中一開始就介紹了這件事。但是她沒有解釋是什么導致了自殺,而是開始回憶她在長崎的時候,二戰剛剛結束后的一段友情。我猜讀者會問,究竟為什么我們要聽另外這件事呢?她對女兒的自殺是什么樣的感覺?為什么她女兒會自殺?我希望讀者們會開始意識到她的故事會通過她朋友的故事來展開。但是由于我不知道如何創造出回憶的結構,我最后只得采取某種小把戲,我把在日本發生的一個過去的場景和另一個顯然更為新近的場景模糊地混合起來。就算是現在,我在宣傳活動中談論我最新的作品時,還會有人問,那兩個女人是同一個人嗎?最后在橋上為什么“你們”突然變成了“我們”?

 

你的第二部小說《浮世畫家》講述了一名畫家,他在戰時的親軍國主義立場在戰后會不時困擾他。是什么給了你靈感呢?

《群山淡影》中有一段次要情節,關于一位老教師不得不重新思考他在生活中建立的人生價值。我對自己說,我要寫一本完整的小說來講述一個處于這種心境中的人——在這本書中,就是一個由于生活在某個特定的時代而使得其事業遭到玷污的藝術家。 然后這本小說又啟發了《長日將盡》。我看著《浮世畫家》,想著,這本書對荒度生命這個主題在事業上荒度了生命,又如何在個人生活上荒度了生命?

 

在這部小說中為什么你決定日本不再是合適的故事背景了呢?

到我開始寫《長日將盡》的時候,我意識到了我想要寫的東西的實質是與地點無關的。

我認為這是你非常獨特的地方。這顯示了一種隨機應變的如變色龍般的能力。

我倒不認為是像變色龍。我想說的是其實我把同一本書寫了三遍。我只是僥幸成功了。

你認為你成功了,不過每一個讀了你第一部小說,然后又讀《長日將盡》的人都會有一瞬產生幻覺——他們從那令人信服的日本的場景穿越到了達林頓大人【3】的領地。

那是因為人們通常會本末倒置。對我來說,我要表現的思想實質與故事背景無關。我知道在某些情況下是有關的。在普里莫·萊維【4】的作品中,如果拋開故事背景,整本書就毫無意義。我最近看過一場《暴風雨》的優秀演出,故事背景設在北極。大多數作家都會有某些東西是非常有意識地去確定的,而另一些東西就沒有那么有意識。對于我來說,敘事者和故事背景的選擇是經過深思熟慮的。選擇故事背景需要很謹慎,因為背景會帶來各種情感上和史實上的回響。但是我也會留下大量即興發揮的空間。例如,目前我正在寫的這篇小說我就設定了一個比較奇特的背景。

 

這部小說是關于什么的呢?

我不想過多地談它,不過我可以講一些這部小說的前面部分。我一直想有時間寫一部關于社會是如何記憶和遺忘的小說。我已經寫過了個人是如何對待令人不快的記憶。我意識到個人記憶和遺忘的方式與社會極為不同。在什么時候遺忘會更好?這個問題一次又一次的出現。二戰后的法國是一個有趣的例子。你可以證明說,戴高樂說我們需要讓國家走上正軌,這樣的話是正確的。讓我們不要過多擔心誰會合作誰不合作。讓我們把這些自我反省留到下一次。而有人會說,這樣的話正義就不能得到聲張,最終會導致更嚴重的問題。這也是精神病醫師談到自我壓抑的人時會說的話。然而,如果我要寫法國的事,那它就會成為一本關于法國的書。我想像著自己將不得不面對所有那些法國維希政權【5】的專家們問我的問題,你在說些法國的什么呢?你在對我們進行什么樣的責難呢?我就不得不回答說,這實際上只是為了一個更大的主題。或者可以用《星球大戰》的策略:“在一個非常遙遠,遙不可及的星系”。《別讓我走》就是采用了這種方式,但這樣做也會遇到挑戰。因此長期以來,我都有這個問題。

 

那你決定怎么辦呢?

一個可能的解決辦法是將小說背景設定在公元450年的英國,當時羅馬人離開而盎格魯-撒克遜人接管,從而導致了凱爾特人的滅絕。沒人知道凱爾特人究竟遭到了什么樣的命運。他們就這樣消失了,或者是被種族滅絕或者是被吸收同化。我認為在時間上往過去設定得越久遠,小說就越有可能得到隱喻式的解讀。人們看電影《角斗士》,就把它理解為是一個現代寓言。

 

《長日將盡》的英國背景是怎么產生的呢?

最開始是我太太開的一個玩笑。有一個記者為了我的第一本小說來采訪我。我太太說,如果他來問你那些關于你的小說的嚴肅又莊重的問題,而你假裝你是我的管家,那豈不是很好笑?我們覺得這是個很好玩的主意。那之后我就對這個用管家作為一個隱喻的想法非常著迷。

 

作為對什么的隱喻呢?

兩樣東西。一是一種感情上的冷漠。英國管家必須非常矜持內斂,對周圍發生的事不能有任何個人反應。這似乎是一種很好的方式,能夠讓我們了解到不僅是英國人的,而且是人們普遍都有的那種擔心在情感上受到牽扯的想法。另一個是管家象征了將重大的政治決定交由他人的一類人。他的說法是,我會盡我所能為這個人服務,而通過他我也向社會做出了貢獻,但是我自己不會做出重大決定。不管是否生活在民主國家,我們中很多人都持有這種態度。我們大多數人并不處于做出重大決定的位置。我們完成我們的工作,并為此感到自豪,然后我們希望我們的微薄貢獻能得到很好的利用。

在那本書中,還有你的很多小說中,主人公似乎都是悲劇性的與他們的愛情失之交臂。

我不清楚他們是否是失之交臂。從某種意義上講,他們實際上在相差甚遠的時候就早已錯過了。他們可能會在回顧過去時想到,在那個時刻本來一切可以完全不同。他們會忍不住想,噢,這真是命運的捉弄。而實際上存在著非常重大的問題,讓他們錯過的不僅是愛情,還有生命中的一些不可缺少的東西。

 

為什么你會讓你的人物一個接一個的這樣做呢?

除非對我做心理分析,否則我無法回答。如果一位作家告訴你他重復寫作某個主題的原因,那你一定不能相信他。

 

《長日將盡》贏得了布克獎。成功對你有沒有什么改變?

我發表《浮世畫家》的時候,還過著一個無名作者的生活。而在它出版后大概六個月,當它被提名布克獎,一切都在一夜之間改變了,然后它又獲得了惠特布萊德獎。那時候我們決定要買一部電話答錄機。突然之間,我幾乎不認識的人都在邀請我們共進晚餐。我花了一些時間才想清楚我不必對任何要求都同意。否則我會無法掌控我的生活。三年后我獲得布克獎的時候,我已經學會了如何有禮貌地拒絕別人。

 

非常少有作家能像你一樣,頭三本書就得到了這么肯定的評論。然后《無法安慰》出版了。盡管有些評論家現在認為它是你最優秀的作品,而另外一些評論家則說這是他們讀過的最糟的書。對此你有什么看法?

我想我幾乎是敦促自己去進入更有爭議的領地。如果說在前三本書對我的作品有任何批評的話,那就是它們不夠大膽。我的確覺得這話還是說到了點子上。在《紐約客》上曾有一篇對《長日將盡》的書評,通篇從頭到尾看起來都是贊美。可最后,它寫道:而這樣產生的問題就是,一切都像鐘表一樣按步就班。

 

過于完美了。

是的。沒有一絲混亂,沒有半點膽色。每一個地方都控制得很好。其他人對于被評為過于完美也許不會多想。噢,這些評論啊!可在我這種情形下,它卻和我自己的某種感覺不謀而合。我把同一篇小說改了又改。所以當時我感到自己非常渴望去做我一些自己并無把握的事情。

《長日將盡》出版后不久,我和我太太在一家小飯館吃飯,我們談論著如何為國際性的讀者寫作,試圖想出一些世界性的主題。我太太指出,夢的語言是一種世界性語言。不管來自那種文化,每個人都會認同它。在接下來的幾個星期,我開始問自己,夢的語法是什么呢?就在剛才,我們兩個人在這個房間里談話,沒有其他人。現在,這一場景中引入了第三人。在傳統作品中,應該是有敲門聲,然后有人會進來,我們會和他打招呼。而做夢的頭腦對這種事情會極為不耐。通常發生的事情會是,我們單獨坐在這個房間里,而突然之間我們意識到,有第三個人一直在這里,就在我旁邊。這有可能會讓我們稍稍吃驚,因為在此之前我們沒有意識到這個人,但我們接著就會直接對第三個人說的任何話進行回應。我認為這很有趣。我開始看到記憶和夢之間的相似之處,那就是你可以根據你彼時彼刻的情感需求來操縱它們。夢的語言也使我能夠寫出一個讀者會認為是隱喻故事的小說,而不會認為是對某一特定社會的評論。幾個幾個月的時間我就積累了滿滿一個文件夾的筆記,我終于感到自己已經準備好寫一部長篇小說了。

 

你在寫的時候,有沒有設想過情節?

有兩條情節線。一條是賴德的故事,他是一個在父母處于離婚邊緣的不快樂家庭長大的男人。他認為他們能和解的唯一途徑就是他滿足他們的期望。因此,他最終成了這個優秀的鋼琴家。他認為如果他舉辦了這個極其重要的演奏會,一切都能痊愈。當然,到那個時候,一切已經太遲了。不管在他父母之間發生了什么,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還有就是布羅德斯基的故事,他是一個老人,正在做最后努力要挽回被他完全搞砸了的一段關系。他認為如果他能成為一個成功的指揮家,他就能贏回他一生中的最愛。在發生了這兩個故事的社會中,人們相信所有的社會問題都是選擇了錯誤的音樂觀的結果。

 

然后你寫了《我輩孤雛》,是關于一個英國偵探,克里斯托弗·班克斯,他想要揭開他父母在上海失蹤之謎。

《我輩孤雛》是我的寫作生涯中為數不多的一本我確實想要把它設定在某個時代和某個地點的小說。我對三十年代的上海非常迷戀。它是現今的世界性大都會城市的原型,不同種族的人群居住在自己的小城區里。我祖父曾在那里工作。我父親在那里出生。八十年代的時候,我父親帶回了祖父住在那里時的相冊。其中有很多是公司的照片:人們穿著白色西裝坐在辦公室里,天花板上是風扇。那是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他還告訴我各種故事——比如,我祖父揣了一把槍帶我父親去和他們的男仆告別,那個男仆住在中國的一個禁區,得了癌癥正在垂死之際。這些事情讓人充滿回憶。 我一直想寫一個偵破故事。英國偵探歇洛克·福爾摩斯的形象和這個英國管家有著很多相似之處。理智而非忠于職責,卻不超出專業人士的外部形象。情感上的冷漠。就像是《無法安慰》里的那個音樂家,在他的個人世界有某種東西被打斷了。而在克里斯托弗·班克斯的心中,在解開他父母失蹤之謎和制止二戰之間也有什么東西被蓄意遺漏了。這就是我想在《我輩孤雛》的中心設定的一種奇特的邏輯關系。我們內心有一部分總是還像小時候一樣看待事物,這就是我想要書寫這個部分的一個嘗試。但是這部小說沒有按照我的想法產生效果。我本來的設想是一種“小說中的小說”的寫作形式。我設想班克斯會用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方式解出另一個真正的謎題。而最后我把將近一年寫的東西都棄之不用了,一共有109頁。《我輩孤雛》給我的麻煩超過其他任何一本書。

 

我聽說《別讓我走》也有好幾個失敗的版本。

是的。最初的想法是寫一個關于學生的故事,那些用三十年而不是八十年經歷一生的年輕人。我設想他們會碰到那些在半夜用大型貨車運送的核武器,然后就難逃一劫。最后我決定讓這些學生成為克隆人,所以這個故事基本就確定了。然后我找了一個科幻小說式的理由來解釋為什么他們的人生跨度這么短。使用克隆人的最有趣的一點是它會使得人們馬上會問,成為一個人有什么樣的意義?這是通往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問題——什么是靈魂?——的一條非宗教的途徑。

 

你對以寄宿學校作為背景有特別的興趣嗎?

它是對孩提時代的一個貼切的隱喻。在寄宿學校這種環境下,有權利的人在很大程度上能夠控制孩子們知道和不知道哪些東西。在我看來這和我們在實際生活中對待孩子的方式沒有太大區別。從很多方面看,孩子們都在肥皂泡中長大。我們試圖維持那個肥皂泡——我想這也無可非議。我們將他們與那些令人不快的事隔離開來。我們把這事做得非常徹底,就算你和一個小孩子出去散步,你碰到的陌生人都會和你形成共謀。如果那些人正在吵架,他們就會停下來。他們不想給小孩這種糟糕的信息,大人會吵架,更不用說會相互折磨了。寄宿學校就是這種現象的實際體現。

 

你是否和許多評論家一樣,認為這本小說非常陰郁?

實際上,我總是認為《別讓我走》是我的一本讓人高興的小說。在過去,我總是寫那些人物的弱點。它們是對我的警告,是指導我“不要這樣過你的生活”的書。 《別讓我走》讓我感到我第一次允許自己去關注人類的好的方面。是的,他們可能有缺點。他們可能會有常人所有的情緒諸如嫉妒、小氣等等。但是我想要展示三個本質非常好的人。當他們終于意識到他們已時日無多,我想讓他們不要仍然讓他們的地位或是財產占據心中最重要的位置。我想讓他們關心彼此,以及補救錯誤,改變狀況。因此對我來講,這本小說講的是人類面對必死的暗淡命運所顯示的積極正面的精神。

 

 

1】 湯姆·斯托帕德(Tom Stoppard),英國劇作家,寫了很多電視、電影,戲劇劇本,曾獲奧斯卡獎。

2】 特德·休斯(Ted Hughs),英國詩人。

3 Lord Darlington,《長日將盡》中的人物。

4】 普里莫·萊維(Primo Levi),意大利作家、化學家以及奧斯維辛囚犯——這兩種身份與經歷建立了他寫作的基礎。

5】 維希法國,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納粹德國占領下的法國傀儡政府。1944年盟軍解放法國后,維希政權宣告覆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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